香港錫克社群的歷史

香港錫克社群的歷史 (1940-1960年代)

錫克教徒約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較有規模地來港。當時香港警隊（Hong Kong Police Force）長期受到效率低下、紀律鬆弛及貪污問題困擾，殖民地政府因而積極尋求改革治安體系。1867年至1868年間，約二百名來自英屬印度西北部旁遮普地區（Punjab）的錫克教徒被招募到香港任職。在「勇武民族」（martial race）這一種族化殖民論述下，英國殖民官員將錫克教徒塑造成紀律嚴明、勇武可靠且適合殖民治安工作的群體。來港後，他們多居於營房（barracks），接受近似軍事化的訓練，並負責看守政府建築、監獄和道路，以及協助處理公共秩序（public order）事務。雖然這類工作條件艱苦，但相對穩定的薪酬與職位保障，仍使香港成為部分旁遮普錫克教徒海外謀生的重要去處。

香港錫克教徒的宗教發展，受到旁遮普「辛格會」（Singh Sabha）改革運動影響。這個運動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目的是強化錫克教徒的身份（Sikh identity）、推動教育和鼓勵宗教生活。在香港，拜拉加辛格（Bhai Laga Singh）和蘇巴達爾特賈辛格（Subadar Teja Singh）等人組織本地的辛格會，推動宗教教育、社會福利和社群團結。這些努力令錫克教徒逐漸由分散工作的移民，形成一個有共同信仰和互助網絡的社群。

在灣仔皇后大道東（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的斯里古魯辛格會錫克教廟（Sri Guru Singh Sabha Gurdwara）建成以前，香港錫克教徒並沒有固定而正式的宗教場所。據說他們曾使用荷李活道警署的房間作為臨時禮拜空間，在其中安置《古魯・格蘭特・薩希卜》（Guru Granth Sahib），並慶祝古爾普爾布（Gurpurab）及其他重要錫克節日。這一安排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顯示錫克教徒的宗教生活最初如何在殖民地警務制度的環境中形成：警署不僅是錫克警員的工作場所與宿舍，也被臨時轉化為兼具神聖性與社群意義的空間。隨着社群逐漸壯大，建立獨立錫克教廟遂成為凝聚宗教生活、社會互助與跨地區聯繫的重要目標。

1900年，第一錫克步兵團（First Sikh Infantry）因中國義和團之亂（Boxer Uprising）被調派前往中國，途經香港時捐出薪金支持建廟。這筆捐款為日後工程提供重要資源，也反映本地錫克社群與英帝國軍事流動、旁遮普僑民網絡及跨地區宗教互助之間的密切關係。

香港錫克教廟在1901年奠基，並於1902年5月正式啟用。它位於皇后大道東近摩理臣山（Morrison Hill）一帶，設有祈禱大堂（prayer hall）、住宿、煮食、用餐及接待訪客的空間，並安放《古魯格蘭特薩希卜》（Guru Granth Sahib）。教廟由此成為禮拜、聚會、教育、慈善與社群支援的核心場所，並透過「蘭加」（Langar）體現平等、服務與互助的宗教倫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Second World War）期間，香港錫克社群受到很大破壞。日軍佔領香港時，錫克教廟被轟炸並嚴重受損。不過，它仍然收容錫克教徒和其他印度難民（Indian refugees）。戰後，錫克教廟被修復，後來進一步擴建。戰後香港經濟發展，也吸引更多錫克教徒移居香港。二十世紀初，香港錫克人口大約有七百人；到二十一世紀初，已增加到八千多人。

總括而言，香港錫克社群的形成，既與英國殖民制度下的警務與軍事需求有關，也建立在宗教組織、教育實踐和互助網絡之上。斯里古魯辛格會錫克教廟作為這段歷史的重要象徵，見證了移民群體如何在香港重建生活、凝聚身份，並維繫與旁遮普及更廣泛錫克僑民世界的聯繫。

資料及部分照片來源Cao, Yin. “Erecting a Gurdwara on Queen’s Road East.” In Beyond Pan-Asianism: Connecting China and India, 1840s–1960s, edited by Tansen Sen and Brian Tsui, 266–9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Swarn Singh Kahlon, “Sikhs in Hong Kong: Possibly the Earliest Sikh Migration,” in Sikhs in Asia Pacific: Travels among the Sikh Diaspora from Yangon to Kobe (New Delhi: Manohar, 2017), 19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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