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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南部新加坡臺灣與香港義祠之比較研究
香港之外:越南南部、新加坡與臺灣的義祠 除了香港太平山義祠之外,在越南南部、新加坡與臺灣也能找到義祠的蹤影。把這些地方放在一起看,我們可以更清楚了解這些義祠在過去怎樣回應華人社群在死亡、安葬和祭祀上的需要,也能看出在不同歷史背景和制度條件下,「義祠」會有不同的作用。就發展背景來說,香港、新加坡與西貢—堤岸一帶在十九世紀以來都是人口流動頻繁的港口或商業城市;臺灣的六堆忠義祠,則在不同的地方社會和歷史背景中形成。當政府對華人的醫療、殯葬和救助未能充分回應需要時,華人宗族、會館和慈善團體便承擔了為死者安置、暫時安放棺木和進行祭祀等工作,義祠也因此成為兼具宗教和社會服務功能的機構;至於臺灣的六堆忠義祠,則更接近地方社會對忠義記憶的保存和紀念。 越南的廣肇義祠、穗義祠和六邑橡義祠,主要和喪葬、祭祀、法會及慈善活動有關;新加坡的雙龍山五屬義祠,則把埋葬安排、祖先祭祀和原鄉認同結合起來。相比之下,臺灣的六堆忠義祠重點不在埋葬,而在紀念為保衛地方而犧牲的人;它保存的是忠義記憶,而不是處理客死者的善後問題。這些例子說明,「義祠」的功能會因不同地區的社會需要,呈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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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小时前


獅龍共舞一書有關華人家族墓地及喪葬習俗的論述
《獅龍共舞》一書有關華人家族墓地及喪葬習俗的論述 身為溥儀外籍教師、亦即「帝師」的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在《獅龍共舞》中以威海衛為觀察對象,記錄清末民初地方社會的生活與習俗。其中,家族墓地與喪葬做法是他討論的重要內容。從書中記述可見,墓地不是單純埋葬遺體的場所,而與家族組織、祭祖活動、墓地管理及地方規範密切相關。 莊士敦指出,在威海衛及華北農村,家族墓地多設於村落附近、田野之間或山坡地帶,並不遠離居民的日常活動範圍。這些墓地通常沒有高牆,也少見大型建築,多以墳丘、墓碑及松柏作為辨識標誌。就空間位置而言,墓地與村落、農地及道路彼此接近,因此屬於地方景觀的一部分。從這一點來看,死者並未完全與家族生活分離。 就墓葬形式而言,威海衛一帶墓制較為簡單。墓葬多由圓形或橢圓形墳丘、直立墓碑及周邊樹木構成。墓碑通常記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及其在家族中的輩分。與華南部分地區的大型墓葬相比,威海衛墓地較少強調規模與裝飾。夫妻合葬則是常見情況,顯示家庭關係在死後仍以墓葬形式被保留下來。 莊士敦也指出,家族墓地屬於整體家族或宗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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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前


民國四年醮簿與長洲太平清醮研究
一、史料定位與研究視角 民國四年(1915)惠潮府所撰《醮簿》是研究長洲太平清醮的重要民間文獻。《醮簿》不宜僅視為節慶沿革的補充材料,而應作為重構二十世紀初長洲地方社會、宗教組織與海洋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相較官方檔案、報刊與口述資料,此類由地方社群內部形成的實務文書,更能反映節慶運作的內在邏輯。 二、史料性質與歷史背景 從史料性質看,《醮簿》兼具行政記錄、儀式備忘與操作指引功能,且多次提及「光緒十八年定」,可見民國四年的醮務安排承繼晚清以來逐步形成的制度慣例,所反映的並非單年偶然情況,而是太平清醮制度化發展的重要切面。其形成背景亦具啟發性:當時長洲漁業經濟日暢旺之時,該島與港九、各灣頭、離島及澳門在貿易上往來頻繁,而太平清醮雖以北帝信仰與水陸平安為宗旨,但醮會實際的運作卻深嵌於商業流通、漁產貿易與區域社會關係之中。《醮簿》所載,正是民間宗教活動與漁業經濟網絡交織運作的具體見證。 三、醮簿內容與建醮機制 《醮簿》詳載題醮金、募捐與酬謝安排,顯示長洲太平清醮的財政基礎並不局限於島內,而是建立於跨地域、跨行業的社會與商業網絡;其對祭祀用品、紙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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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幽谷古剎靈渡寺
靈渡寺位於香港新界元朗厦村西南靈渡山山谷之中,地處幽靜,環境清雅,素來與屯門青山禪院及錦田凌雲寺並稱為香港三大古剎。根據地方文獻與民間流傳,靈渡寺與杯渡禪師關係密切,嘉慶《新安縣志》亦記載杯渡禪師曾駐錫靈渡山,從而使靈渡寺在香港佛教源流中佔有重要位置。 從歷史演變來看,靈渡寺曾多次更名,先後出現「靈渡道場」、「大雲寺」、「碧霞宮」與「白雲觀」等名稱,顯示其發展過程曾受到不同時代宗教政策與地方信仰風氣的影響。這種由佛而道、再由道回佛的更替,不僅反映寺院本身的沿革,也呈現香港新界地區宗教文化兼容並蓄的特色。即使以「寺」為名,寺內長期同時供奉佛、道兩系神祇,形成佛道共處的格局,這一點亦是靈渡寺最具地方特色之處之一。 現存靈渡寺的主要面貌,大體奠基於清代道光二十年重建之後的格局。寺院因應地方風水觀念,將正門改為側向開啟,形成有別於一般寺廟正面開門的特殊布局。其建築風格屬硬山頂式,配以灰塑回龍屋脊、青磚砌壁及院落式配置,兼具樸實與莊重。寺內拱卷長廊、題匾、楹聯與碑記亦甚具觀賞與研究價值,其中「道從此入」牌匾與若干清代書法題刻,尤能顯示寺院與地方文人文化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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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前


惠州十屬義塚
瑪麗醫院、鷄籠灣、和合石:碑銘說故事 原來一塊碑,可以帶你看見一段鮮為人知的同鄉組織歷史。惠州十屬義塚,不只是墓地,更記錄旅港惠州人如何為先民遷葬、立碑和舉行公祭。想知道瑪麗醫院、鷄籠灣、和合石之間,藏着怎樣的故事?歡迎細讀〈惠州十屬義塚:遷葬、立碑與祭祀活動〉,重新認識香港的地方歷史。#惠州十屬義塚 #香港地方史 #原來香港係咁 #鷄籠灣 #和合石 #碑銘故事 #歷史都可以好近 惠州十屬義塚:遷葬、立碑與祭祀活動 惠州十屬義塚是旅港惠州人安葬先民及舉行公祭的重要墓地。本文所稱「惠州十屬」,指惠陽、博羅、海豐、陸豐、河源、紫金、龍川、和平、連平、新豐十個地方。二十世紀初,義塚原址位於今日香港瑪麗醫院所在地,昔稱電線崗墳場。其後,政府收回該地興建醫院,義塚遂遷往鷄籠灣東政府墳場內的東華私人墳場。 據〈惠州十屬義塚由鷄籠環遷葬和合石碑〉記載,義塚於一九二〇年曾經重修,可見其時已遷至鷄籠灣,並由旅港惠州鄉民持續照管墓地及舉行祭祀。其後,政府因要發展鷄籠灣東西墳場,要求所有的墓穴遷葬,惠州十屬義塚遂於一九五九年遷葬至和合石東華三院西安墓園。此次遷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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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前


1869年〈重修廣福慈航碑誌〉所見廣福義祠的殯葬與救濟職能
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香港,貧病無依的人由誰收容?死後又由誰安葬? 1869年〈重修廣福慈航碑誌〉提供了具體材料,讓我們看到香港早期華人社會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從碑文可見,廣福義祠原已辦理殯殮、停厝與立主,其後又施棺立墳,並增設病房、醫局與殮所。這些記載說明,廣福義祠除安置亡者外,亦兼辦病者收容、施醫贈藥等救濟工作。 因此,這塊碑不只是重修記錄,也是理解十九世紀香港華人社會殯葬安排與救濟工作的具體材料。 #廣福義祠 #香港歷史 #華人喪葬文化 #救濟事業 本文以1869年〈重修廣福慈航碑誌〉為主要材料,探討廣福義祠在十九世紀香港所承擔的殯葬與救濟職能。本文所謂「救濟職能」,是指廣福義祠除一般殯殮與安葬事務外,亦兼辦病者收容、施醫贈藥,以及對貧者施棺立墳等工作。香港開埠後,來港人口日增,不少人離鄉謀生;一旦貧病或客死,往往無力自行處理醫藥與身後事。碑文所記,正可用以說明廣福義祠如何回應此類需要。 碑文起首提及「朋友死無所歸」與「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反映當時對無人收殮者的關注,不僅在於屍體無人處理,亦在於亡者死後是否有所歸宿。就此而言,廣福義祠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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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1869年重修廣福慈航碑誌所見廣福義祠的殯葬與救濟職能
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香港,貧病無依的人由誰收容?死後又由誰安葬? 1869年〈重修廣福慈航碑誌〉提供了具體材料,讓我們看到香港早期華人社會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從碑文可見,廣福義祠原已辦理殯殮、停厝與立主,其後又施棺立墳,並增設病房、醫局與殮所。這些記載說明,廣福義祠除安置亡者外,亦兼辦病者收容、施醫贈藥等救濟工作。 因此,這塊碑不只是重修記錄,也是理解十九世紀香港華人社會殯葬安排與救濟工作的具體材料。 #廣福義祠 #香港歷史 #華人喪葬文化 #救濟事業 本文以1869年〈重修廣福慈航碑誌〉為主要材料,探討廣福義祠在十九世紀香港所承擔的殯葬與救濟職能。本文所謂「救濟職能」,是指廣福義祠除一般殯殮與安葬事務外,亦兼辦病者收容、施醫贈藥,以及對貧者施棺立墳等工作。香港開埠後,來港人口日增,不少人離鄉謀生;一旦貧病或客死,往往無力自行處理醫藥與身後事。碑文所記,正可用以說明廣福義祠如何回應此類需要。 碑文起首提及「朋友死無所歸」與「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反映當時對無人收殮者的關注,不僅在於屍體無人處理,亦在於亡者死後是否有所歸宿。就此而言,廣福義祠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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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香港灣仔錫克廟與錫克社群的宗教實踐及歷史脈絡
本文以香港灣仔錫克廟及香港錫克社群為討論對象,嘗試從宗教空間、社群組織、信仰實踐與歷史遷移等層面,分析錫克教在香港的在地發展形態。作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錫克宗教場所之一,灣仔錫克廟不僅承載宗教儀式功能,亦在社群聯繫、文化傳承及身份認同建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透過相關敘述可見,香港錫克社群的形成與發展,一方面深受殖民時期人口流動與殖民地治理結構的影響,另一方面亦在當代香港的制度與社會環境之中,展現出宗教實踐的調適與轉化。 一、宗教空間與社群功能 灣仔錫克廟現時登記在冊的家庭約有一萬五千戶,顯示其在香港錫克社群中具有顯著代表性,亦反映其在宗教組織、社群聯繫與身份認同建構方面的重要地位。 除灣仔錫克廟外,香港其他地區如東涌亦設有錫克教聚會場所,惟多位於私人住宅單位之內,其空間規模、制度化程度及公共可見性均較灣仔錫克廟為低。由此可見,灣仔錫克廟在香港錫克宗教空間之中具有較為核心的地位。 灣仔錫克廟不僅是進行宗教儀式的場所,同時亦是社群生活的重要中心。社群成員會於此舉行生日、週年紀念等慶祝活動,部分糾紛亦往往先在社群內部協調處理,而非立即訴諸警方。此一現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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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透視十九世紀香港華人喪禮
如果回到1859年的香港,你會看到一場怎樣的華人喪禮?《倫敦新聞畫報》記下了從家居守靈、街道送葬,到山坡房舍暫厝棺木的整個過程。燈籠、白幔、棺木、香器、旗幟、樂工與送葬隊列,讓我們看到十九世紀香港華人的喪葬做法,也看到英國作者筆下的華人喪禮。#香港歷史 #華人喪葬文化 #殖民時期香港 就1859年《倫敦新聞畫報》〈香港華人喪禮〉一文所見,香港華人喪葬儀式包括居家守靈、街道送葬與太平山山坡暫厝。守靈場景中可見燈籠、白色帷幔、置於木架上的棺木、燈火、香器、米酒茶供器、臨時祭壇與紙繪神像;戶外則有圍觀者、樂工、旗幟、轎子與供桌。文中所述儀式程序包括跪拜、叩首、哀哭、焚香、奏樂與送葬,送葬隊伍依序由燈籠、樂工、轎子、供品、牌位轎、旗幟、棺木、喪者、親屬與友人組成,最後將棺木暫厝於山坡租用房舍,由僧侶在外誦唱。由此可見,當時喪葬並非遺體下葬即告完成,中間尚有暫厝一環。 〈香港華人喪禮〉一文亦著重描述棺木。文中指出,中國棺木形制有別於歐洲棺木,守靈期間置於木架之上,覆以紅布,周圍放置燈火、香器、供品與祖先牌位。作者又提到棺木厚重、圓隆、密封堅實,並記述遺體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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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美國漢學家衛三畏對中國殯葬習俗的記述
你知道嗎?清代人面對死亡時,有些做法放到今天看,依然會讓人相當震撼。根據衛三畏《中國總論》的記載,臨終者口中要放銀子、屋頂要開孔讓精靈離去、家人還會替死者換上最好的衣服,準備他走向另一個世界。從停柩、擇葬到祖墳觀念,這些細節不只是喪葬儀式,更反映了十九世紀中國人如何理解死亡、靈魂與殯葬習俗。一起來看看十九世紀西方人筆下的中國喪葬文化,究竟有哪些讓人印象深刻的記載。 一人去世時所伴隨的喪葬儀式,在全國各地頗有差異;然而,這些儀式無論何處都未必繁縟或昂貴,而其中較為重要者,即使最貧困的喪家亦能辦理。福建一帶的居民,會在臨終者口中放入一小塊銀子,並仔細掩覆其鼻與耳。人方氣絕,他們便立即在屋頂開一孔,以便其身體中逸出的精靈得以離去;依其想像,每個人皆具有七種隨其死亡而消逝的動物感官,以及三個靈魂,其中一魂進入極樂世界並接受審判,一魂依附於神主牌位,另一魂則居於墓中。在某些地方,當一個人將近最後時刻時,親屬會進入房內,替其換上最好的衣服,再將其抬至正廳,使其穿著日後在陰間現身時所用的服裝嚥下最後一口氣。民間對人死後命運的想像極為分歧,因此很難概括全國在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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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港英政府如何處理1956年暴動中的死者
編按:本文節譯自黎敦義《歷變中看香港》相關回憶內容。文中所稱「本部門」,按香港當時政府架構,指市政事務署。 本部門也負責處理死者,也就是人的遺體。我們管理墳場和殮房。那是一個既奇特又奇妙的世界。市區的墳場都滿了,但似乎總還能為某些特殊人物找到一個角落或空隙。負責的人都很能幹,不需要我告訴他們該怎麼做。然而,當1956年10月爆發嚴重暴動時,我還是從原本的自滿中驚醒過來。 騷亂始於一個住宅區,那裡有許多支持舊國民政府的人,而該政府此時已退守台灣。適逢雙十節,也就是1911年推翻中國清朝的革命紀念日,他們在建築物上貼滿國民黨旗幟。北京的共產黨政府並不慶祝這個日子,只慶祝自己在10月1日的國慶日,以紀念1949年成立中國人民政府的那一天。每年10月初,總有一種年度競賽的意味:共產黨旗幟在10月1日出現,而國民黨旗幟則在10月10日以多得多的數量出現。群情高漲,而小規模衝突隨時都有演變成暴力事件的危險。 在李鄭屋邨,國民黨旗幟比平時更加鋪天蓋地。政府對由此造成的混亂有些憂慮,但也知道屋邨居民對這些旗幟極為重視。屋邨內一名官員決定拆下一些惹人反感的旗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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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


黃泥涌舊址下被遺忘的墳場往事
📍得一文化衷心感謝友好專頁「我們走過的香港大地」,允許轉載這張攝於黃泥涌道聖保祿學校的照片。這座校舍的前身,是「加爾瓦略山」(Le Calvaire)會院;到了1908年,「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t. Enfance)遷入上址,繼續為孤兒與貧苦大眾提供服務。今天回望這片地方,它不只是校園舊址,更承載着一段鮮為人知的城市歷史。 📜1906年,即乙巳(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東華醫院董事局主席鄧志昂致函港府,指出天主教修會獲政府批出內地段1698號後,已在該處大興土木。然而,這幅土地原來並非尋常地段,而是昔日華人墳場的一部分。早在1894年,政府已把這幅原作墳場用途的土地轉交法國修道院作建築之用,其後地面被夷平,並陸續興建房屋。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其中一座大墳已被牆基覆蓋,而在這片已夷平的土地及大墳之下,究竟還埋藏着多少骸骨,已無從確知。對當時華人社會而言,這不僅是土地用途轉變的問題,更牽涉對先人遺骸的安置與祭祀。鄧主席因此希望把仍留在原地的骸骨遷葬他處,讓亡者得以安息,也讓後人仍可前往祭祀。只是東華醫院本身開支沉重,經費時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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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


黃泥涌舊址下被遺忘的墳場往事
📍得一文化衷心感謝友好專頁「我們走過的香港大地」,允許轉載這張攝於黃泥涌道聖保祿學校的照片。這座校舍的前身,是「加爾瓦略山」(Le Calvaire)會院;到了1908年,「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t. Enfance)遷入上址,繼續為孤兒與貧苦大眾提供服務。今天回望這片地方,它不只是校園舊址,更承載着一段鮮為人知的城市歷史。 📜1906年,即乙巳(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東華醫院董事局主席鄧志昂致函港府,指出天主教修會獲政府批出內地段1698號後,已在該處大興土木。然而,這幅土地原來並非尋常地段,而是昔日華人墳場的一部分。早在1894年,政府已把這幅原作墳場用途的土地轉交法國修道院作建築之用,其後地面被夷平,並陸續興建房屋。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其中一座大墳已被牆基覆蓋,而在這片已夷平的土地及大墳之下,究竟還埋藏着多少骸骨,已無從確知。對當時華人社會而言,這不僅是土地用途轉變的問題,更牽涉對先人遺骸的安置與祭祀。鄧主席因此希望把仍留在原地的骸骨遷葬他處,讓亡者得以安息,也讓後人仍可前往祭祀。只是東華醫院本身開支沉重,經費時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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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


沙頭角山咀村協天宮重光吉慶大典
沙頭角十大景點之一「沙頭角山咀協天宮」經 過修復後星期日正式重開! 沙頭角協天宮於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間重建,以取代原先的關帝廟。關帝在明朝加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協天宮對十九世紀末沙頭角地區的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亦是現存少數與東和墟相關的主要廟宇。東和墟由村落聯盟「十約」經營,而「十約」由一八三○至一九三○年代支配沙頭角地區的經濟。協天宮前進內五塊石碑詳載廟宇重建的細節,並反映了海外華人社會與沙頭角地區的社會網絡。在建築方面,精巧的神龕及簷板、前進及後進的三葉形拱門,以及正立面的精緻青磚外牆、花崗石門框和鰲魚灰塑枕樑,均保持完好。 協天宮是上世紀沙頭角社區的宗教、公共事務及教育場所。在二十世紀初,它曾用作福德私塾校舍。它自一九五九年起再用作學校,以部分地方作當時新成立的山咀公立學校辦事處及課室。二○一五年,學校回復戰前原名,即福德學社小學。山咀村民仍於每年農曆五月十三日慶祝關帝誕。 協天宮於二○二一年列為古蹟。
得一文化
1月13日
得一文化
2025年12月16日


跑馬地墳場的三巴故事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邢福增教授
得一文化
2025年10月24日
【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沙頭角抗戰文物歷史導賞活動】圓滿結束
主辦機構:東華三院 協辦機構:長春社及得一文化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東華三院於2025年9月4日主辦「沙頭角抗戰文物歷史導賞活動」,邀請香港掌故專家蘇萬興先生,帶領參加者前往沙頭角考察香港首間抗戰紀念館──沙頭角抗戰紀念館,讓參加者了解香...
得一文化
2025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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